探索建立4分大棚管产能退出机制，早在2009年的钢铁振兴规划中就已经提出，化解产能过剩提出的就更早了。但这么多年过去了，钢铁产能“年年淘汰年年涨”，“淘汰落后”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了“推倒一座旧的小高炉，上一座新的大高炉”，钢铁产能不减反增。

4分大棚管产能“退路”为何这么难走？中国冶金规划院院长李新创分析，资金密集、劳动力密集，令钢铁项目一方面对GDP贡献大、承载就业多，另一方面转产成本高。地方政府往往对其“一见倾心”，企业却是“进门容易、出门难”，钢铁产能只能是“向前走、难回头”。

人员安置，是4分大棚管产能退出首当其冲需要考虑的问题。按照河北省的任务安排，唐山市5年内要削减钢铁产能4000万吨，估算任务完成后，将有十几万人需要就业安置。

债务风险是4分大棚管产能退出需要防范的风险之一。“最不想让钢铁产能退出的是银行。”李新创说。当前中钢协会员企业的负债率高达70％左右，贷款总额达到1.3万亿元。加上其他非会员企业，全行业债务总额可能超过2万亿元。在去年唐山市的关停行动中，对部分企业只能拆烟囱不能拆高炉。“高炉前几年就抵押给银行了，现在厂子停了，以后怎么处置，还不清楚。”一位企业高管说。在前几年的扩张式发展中，许多钢厂都将设备抵押给银行，以换取建设资金。“如果这些项目进入政府的淘汰序列，极有可能变成银行的不良资产。”李新创说。

4分大棚管产能退出，也不得不考量地方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当前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来看，钢铁产业仍是位于第二支柱产业——装备制造业的2.4倍。对于许多以钢铁为支柱产业的地方，产能削减之后，如果没有新的产业补充，经济增长难免伤筋动骨，民生投入也会碰到无米之炊的尴尬。

李新创认为，虽然目前我国钢铁企业已经出现了明显分化，短期内不会出现大量破产企业，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不大，但单个项目有可能引发局部风险，值得警惕，尽快制定出台系统的钢铁产能退出机制十分紧迫。

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4分大棚管行业的退出，用过去那种“一纸通知书、一关了之”老办法肯定行不通，钢铁产能的退出机制应该重点考虑就业、金融、财税等制约因素，李新创说。他认为，政府要对因钢企破产产生的失业、生活困难问题兜底，要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强化再培训、再教育以及就业指导，针对特殊困难人群要实施倾斜性的促进再就业政策；甚至可以考虑对在吸纳这类失业人群再就业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对于自谋创业者，也可以在金融信贷、税费减免、劳动用工等方面给予支持。中央财政要加大支持力度，对退出产能适当给予金融支持，对退出产能集中的地区给予财政扶持，妥善处理好破产企业的债务问题及地方发展问题。

4分大棚管产能退出，政府有义务托底和防控风险，企业和银行也要承担一定代价，毕竟这是一种投资、经营失误，宋继军强调。

4分大棚管产能退出，不是简单地做“减法”，更肩负着促进转型升级做“乘法”的使命——